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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道（1921年7月31日—2002年9月6日），上海人，台湾企业家，董氏基金会共同创办人，长期在台湾推动烟害防制，去世后得到第十三届医疗奉献奖特殊奉献奖。
严道1921年出生于上海的富贵人家[1]。父亲为钢铁、纱厂大亨严庆祥，叔叔为裕隆汽车创办人严庆龄、香港怡生纱厂董事长严欣淇[2]。严道小时候因父亲事业重心都在苏州而几乎都在苏州成长[1]，后读东吴大学法律系[3]。
严道自小热心公益。中国抗日战争初期，大批难民涌进上海，年仅十六岁的他带领学校基督教团契成员发起“一碗饭运动”，省下的饭钱捐给难民。抗战胜利后，上海三老（闻兰亭、袁履登、林康候）因汉奸罪名入狱，严道在《新夜报》声援三老。[1]
严道之后赴日本就读京都大学经济研究所[3]，在美国取得印第安那州立大学法学博士[4]。1949年，他和妻子先至香港暂住，在香港开设纺织厂[5]。后他在巴西以经营面粉厂起家[6]，但厂房因政治因素遭恶意纵火付之一炬[4]。1966年，应严庆龄的邀请，来台湾加入裕隆汽车[3]。
严道十二岁时就开始抽烟[7]。五十二岁，他因烟害割除右肺大叶后，就暗下决心，日后要从事烟害防制工作[4][7][8]。1977年，他在桃园县开设尚华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拒绝吸烟者的求职[9]。
1984年，好友董之英为感谢严道为他解决一件法律纠纷，拿出250万美元酬谢，严道反而建议拿它来成立以烟害防制为方向的基金会[7]。
1984年5月19日，董之英捐款新台币一亿余元设立的董氏基金会于台北荣民总医院举行成立大会，由严道担任执行长[10]。1980年代的台湾，台湾人普遍对烟害缺乏认识，董氏基金会却一年举办近500场演讲[7]。严道在领带上印有拒烟的符号、衣服上也戴着拒烟的徽章，希望无时无刻打击烟害[11]。他几乎天天出去演讲，为了怕自己上海乡音重、别人听不懂，事先他还会在家中、在基金会练习，请家人、同事帮他修正[7]。当年电影院未全面禁烟时，严道不惜曲膝请对方尊重不吸烟者[4][7]。后来有朋友在戏院里劝人不要吸烟，竟被青少年围殴；严夫人担心严道受灾殃，便曾禁止他上戏院，以策安全[7]。孙越、陈淑丽、李明依等影视名人，都是在严道一句“你抽烟吗？”为开场白之后认识，后来出任董氏基金会拒烟义工与大使[1]。
严道若在电视看到公众人物公然吸烟，一定写信婉言劝其勿作不良示范[7][12]；连李登辉也收过严道的纠正函[7]。一次，时任台北市市长吴伯雄在台北市议会质询中途与议员协商时，顺手掏出一根烟抽起来，被严道从电视上看到；便写了一封言词恳切的信，劝诫曾任台湾省烟酒公卖局局长的吴伯雄身为一市之长，当为民众楷模；后来又多次书面与亲自拜访劝诫[1]。严道还曾拜访电视台总经理，希望说服他们响应戒烟运动，而且最好请编剧让反派才抽烟，而不是男男女女都抽、想事情抽、开会或聊天也抽，让年轻人误以为烟是生活必需品；但没得到正面回应[12]。
1986年6月，严道又首次发起全台湾拒烟活动，以“礼貌、行动、权利”为口号，倡导拒吸二手烟的观念，并提倡公共场所分设吸烟区与禁烟区[11]。
自1984年起三年内，台湾人吸烟率由32%降至28%；但1987年台湾开放洋烟进口，在烟商大举促销下，吸烟率不久就回升到34%，且增加最明显的是妇女和青少年，让严道十分痛心[7][11]。严道和烟商打游击战，监视他们各种违规的促销行为，送交公卖局予以警告[11]。他结合了国内21个公益团体成立拒烟联盟，每年向美国在台协会抗议美国以贸易制裁压迫台湾开放烟品市场，置台湾人健康不顾[7]。他把自己脾气比喻为篮球，别人打得越重，就弹得越高[4]。继而，他又发起“亚太地区拒烟协会( Asia Pacific Association for the Control of Tobacco, APACT），集合各国反烟人士一起力抗烟商；美国终于承诺不以贸易制裁为手段，要求台湾开放烟品市场及广告促销[7]。
在长期与烟商缠斗中，严道体会禁烟根本之道仍在立法，便于1988年联合当时立法委员赵少康、郁慕明等人草拟《烟害防制法》，迫使行政院卫生署在隔年成立跨部会小组着手草拟相关法案[7]。严道并以董氏基金会董事长身份，促进台湾民航机于1995年7月1日起，除日本航线外，其他国内外航线全面禁烟，比国际民航组织要求还早[13]。后来他发现自己罹患摄护腺癌，赴美国治疗时正逢立法院审议《烟害防制法》，他频以电话追踪，要同事向他报告每一进度；一回台，继续在立法院奔走，被骂“法西斯”也一笑置之[7]。1997年3月4日立法院三读通过《烟害防制法》时，他泪洒立法院[8]。
严道对器官捐赠、食品营养、心理卫生等议题上也是早期推动者，他在自己的办公室挂了一幅最喜爱的匾额：“尊重生命”[7]。他也曾和孙越、何连基、刘和民等一同奔走，以在苗栗市建立台湾第一所大型的戒毒村[14]。
2002年8月5日，严道八十二岁农历生日时，董氏基金会特别为他出版了一本传记《公益的轨迹》[8]。
1989年4月10日，严道、欧树文、江朝焕、傅约翰、吴富美、释永胜、邱水文、吴则何获颁吴尊贤文教公益基金会第四届吴尊贤爱心奖[15]。
1995年12月13日，严道与欧阳醇、吴舜文、曾文雄、圣严法师、包德明、陈清义、高何土、林信山、陈澄雄、连汉滨、曾宜臻等获得第一届中国杰人奖[16]。
1999年1月21日，严道与法鼓山创办人圣严法师、台大医院医师许金川、基业海运董事长李宗吉、净化社会文教基金会创办人净耀法师、消费者权益运动者章乐绮、儿童及老人福利工作者郭东曜、艺人陈淑丽、中华民国医务管理学会理事长张锦文、中华民国消费者文教基金会创办人白省三、大亿集团董事长吴俊亿、永信药品董事长李天德得到第一届国家公益奖[17]。
泰国在APACT协助下，也得以维持全面禁止烟品广告自主权[7]。泰国国王普密蓬·阿杜德想赠骑士大绶勋章给严道，但因台湾非世界卫生组织成员，严道不能像美国麻州烟害防制部主任格瑞．康诺理和亚洲烟害咨询协会主席朱蒂．马凯一样前往日内瓦接受赠勋，于是改在2000年12月5日泰王生日当天由泰国外交人员在台湾赠勋[18]。
严道去世后，2002年9月29日，总统陈水扁特颁严道褒扬令，由卫生署代理署长涂醒哲在追思会上代为宣读[19]。2003年，严道身后得第十三届医疗奉献奖特殊贡献奖时，一名董氏基金会资深员工估计，19年来，严道投入董氏的钱少说也有新台币3000万元；还曾因忙于董氏会务，公司亏空卖掉，转卖公司所得还是捐给了董氏[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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